司政：西藏境內藏人保存尊者法相的自由遭到剝奪

2021年12月10日，藏人行政中央在印度北部達蘭薩拉的司政大殿裡組織了世界人權日，並慶祝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三十二週年。在官方慶祝活動上藏人行政中央司政邊巴次仁在宣讀噶廈的達賴喇嘛尊者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三十二週年慶祝聲明，以下是聲明全文：

今天，是人天及有寂之頂飾，西藏人民至高無上的領袖達賴喇嘛尊者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第32週年的特殊日子，這裡噶廈謹代表西藏境內外全體同胞，深念尊者厚恩，祈願尊者身語意三密之偉業永傳千秋，同時向境內外全體藏人致以節日的問候，扎西德勒！
 
1989年10月5日，諾獎評委在奧斯陸宣布，1989年度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西藏政教領袖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旦增嘉措。諾獎評委還強調，達賴喇嘛尊者在爭取西藏自由的過程中不僅始終堅持非暴力理念，而且以寬容、相互尊重為基礎，通過和解協商的途徑，保護西藏的歷史和文化遺產。

尊者達賴喇嘛所主張的和平理念，是基於對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眾生，以及自然生態的尊重和利益世間一切的使命感。諾獎評委表示：評委會認為達賴喇嘛尊者對國際爭端、人權問題、環境惡化等方面的治理提供了積極和前瞻性的建議。

達賴喇嘛尊者在接受諾貝爾和平獎時也表示：「你們將如此重要的獎項頒發一個來自西藏的平凡出家人，讓我感受被尊重及發自內心的感動！我只是一個平凡的人，我能獲此殊榮，相信乃是對我所遵循之佛陀和印藏偉大先賢之教導、以及對實踐慈悲、寬容、利他和非暴力等理念的肯定。我是代表在世界各地遭受壓迫的人民、代表那些為追求自由與世界和平而仍在奮鬥的人們、代表令我受教和感動的非暴力變革運動之現代創始人聖雄甘地、尤其是代表還在遭受巨大苦難卻仍然保持著堅定信念的我的六百萬西藏男女同胞來接受此獎。」

達賴喇嘛尊者所倡導的慈悲理念並不是偶然產生的，早在1960年9月29日，也就是達賴喇嘛尊者和近八萬名追隨流亡的藏人流落異國不過半年左右，達賴喇嘛尊者在其撰寫的祈願文《無量功德頌》中祈願說：「因煩惱魔衍生之錯亂暴行，造成自他皆損（造此惡行之人）令人憐憫，祈『願慈悲加持這些非溫良之眾，使他們獲得取捨善惡之明眸』，絲毫沒有表現出對侵占家園之侵略者的憎恨之心。」

尊者在1971年紀念西藏自由抗暴日講話中也表示：「事實上，西藏人民反抗中共是理所當然的，但任何時候我都不會去嗔恨漢民族。我相信，當西藏民族變的強大時，西藏就能獲得自由，但嗔恨不是強大，反而是一種與強大相反的錯誤。佛陀教導說嗔恨無法制止嗔恨，這並不是一般的宣導說法，而是基於實際做出的指導。依賴嗔恨所得到的不論成果是什麼，最終都難於持久，而且遲早會成為新的爭議之根源。目前，我的人民正在經歷如此艱難的時刻，如果懷抱怨恨，除了徒增痛苦而外並不會有其他任何所得，退一步講，我們又為何要對一個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的民族懷有怨恨呢？又何必要對數以百萬計被領導人脅迫的華人抱怨恨之心呢？即使是統治者也不必產生怨恨。因為他們其實也為自己的正義和國家而經歷了許多的艱辛。我不相信怨恨可以獲得好成果，同時也堅信唯有正義才能獲得最終的勝利。」當達賴喇嘛做出上述論述時，包括西藏在內的整個中國正處於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

達賴喇嘛尊者於1967年首次出訪東南亞；接著於1973年訪問歐洲；1979年訪問北美，到1980年代以後更是頻繁地出訪世界各國，而出訪的目的多是非政治的宗教與文化交流。即使如此，達賴喇嘛尊者堅信並期待著通過和談解決西藏境內的苦難，從而使西藏獲得正義、以及藏傳佛教和基於藏傳佛教發展出來的西藏文化能夠對整個人類做出貢獻。達賴喇嘛尊者一直致力於倡導不論是否信仰宗教或信仰何種宗教，慈悲、寬容、利他、非暴力等各宗教所共有的這些理念有助於為人生創造幸福，為社會提供和諧，為國家帶來和寧，他倡導這些，並將其作為自己一生的使命和理念而付諸實踐，從而引發了身在自由國家之眾多有識之士的積極響應，無數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因此云集。

當時，西藏人為了在流亡社會奠定宗教、文化和社會福利等的基礎而進行努力的同時，將民主制度引導入西藏流亡政體中，並在聯合國和世界各國為了恢復西藏自由而推動遊說及尋求支持的活動，從1973年開始，便確定了通過尋求與中國政府進行和談，從而在非暴力、互惠雙贏的基礎上解決西藏問題的立場，到1979年藏中開始接觸以後，促成了境內外相互探親，及先後派遣考察團和代表團等，雖然尚未達成藏中問題的最終解決，但對於重建西藏境內的宗教文化，恢復藏語文的使用和教育、改善民眾生存環境等系列寬容政策的實施還是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達賴喇嘛尊者於1981年3月23日寫在給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一封信函中表示：「目前，（我們）應基於現實，尋求以理性途徑解決問題。為此，在加強藏漢及西藏境內外友誼的同時，應在平等、正義的基礎上尋求彼此間有清晰理性的認知，我認為，為了加強藏漢民族的友好關係，為了西藏人民實實在在的幸福，迫切需要雙方以寬容大度和遠見睿智做出努力，是時候了。」

到1985年為止，在前後派出四次考察團、兩次代表團的經驗基礎上，達賴喇嘛尊者於1987年9月21日在美國眾議院蘭托斯人權委員會會議上提出了將整個西藏建設成為和平中心為基礎的《五項和平建議》，並指出：「我深信如果雙方面對面地為未來的各項事宜，以寬容、公正、互信的態度去尋求解決之道，那麼，一定會找到一個滿意的途徑的。我們要理智地，富有智慧地，心口如一地，大徹大悟地舉行會晤而應當作出努力。」

1988年6月15日，達賴喇嘛尊者在斯特拉斯堡歐洲議會中再次提出：「呼籲中共政府官方對西藏方面提出的每一個建議應該給予慎重考慮，以至於得到實踐的解決途徑是只能通過和談。在西藏面臨的實際問題方面要誠心實意，寬宏大度地去面對。我們在思量為人類的整體利益而願意同中國政府舉行和談。同樣，我們希望中國政府也如同藏方關心友善和諧那樣，對此給予關注。」

達賴喇嘛尊者提出這兩個建議的意旨，不是想要恢復西藏在歷史上具有的獨立地位，提出將西藏變成和平中心也是基於利益全人類的構想，正如諾獎評委平價的那樣：是對「國際間的爭端、人權問題、環境惡化等問題的治理，提出了積極和前瞻性的建議。」就此而言，這一評價可謂是名至實歸。

提出上述兩個建議時，正逢中國政局稍有和緩，少數外國遊客被允許進入西藏和中國境內之時，當時西藏流亡政府還提出了從流亡藏人社區派遣藏文老師支援西藏教育、在拉薩設立代表處、繼續派出考察團或代表團等建議，中國當局對此表現遲疑，最後以展開和談作為回應，並提出和談地點與時間均由尊者達賴喇嘛來決定等。由此做出了於1989年元月在日內瓦舉行和談的決定。惟後來中方以各種理由阻撓而使和談未能實現。

在和談期間，在拉薩先後於1987年9月27日，1987年10月1日，1988年3月5日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中共政府不僅血腥鎮壓了藏人的和平抗議，而且於1989年3月7日開始宣佈在拉薩實施自中共建政以來首次的軍事戒嚴。

1989年，隨著第十世班禪仁波切在日喀則離奇圓寂，以及北京的六四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遭到鎮壓，八十年代出台的開放政策如曇花一現般地趨於消失。然而，隨著尊者達賴喇嘛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境內外西藏同胞深受鼓舞，信心倍增，西藏流亡社會也在國際社會找到了新的前進方向，同時也為促使中國知識分子或國際社會理解並支持西藏問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以互利雙贏為原則通過“中間道路”解決中藏問題的政策也因此具有了穩固的現實和理論基礎。

同樣，於1987年10月份，在印度達然薩拉行宮，尊者與科學家舉行為期一周的佛教與科學研討會，根據各自的學說理論，共同探索自然界物質的本性，在利益外器世間和內器有情的共同目標為基礎，截至2019年，尊者與世界各著名科學家先後舉行了三十三次“心智與生命”研討會。通過舉行跨越學科，跨越學術的探討，在東方佛教科學與西方現代科學之間建立了橋樑，因而在當今這個星球上為所有眾生都能夠帶來利益的重大思想體系的形成已成為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實。

今天，在達賴喇嘛尊者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紀念集會上，我們雖然很幸運地可以感念尊者的恩戴，共享節日的歡悅。但我們不要忘記，西藏境內無數對尊者懷著無限虔誠敬信的同胞們卻連保存或擺放自己的根本上師達賴喇嘛尊者的法相之自由都被剝奪。

同時，今天世界各地都會以各種形式紀念國際人權日，但西藏境內同胞不僅沒有土地或房屋的產權，沒有宗教信仰自由、言論自由、人身遷徙自由、和平集會自由、使用和發展本民族語言文字的權利和自由等所有的基本人權，而且在中共政府著眼於眼前利益而竭澤而漁的行為下，西藏生態環境正在遭受破壞，西藏民族的特性正在被摧毀，西藏人民不分日夜地承受著這一系列殘酷的壓迫政策。

中共的這些錯誤政策對中藏雙方都有害無益而必定難以為繼。因此，藏人行政中央在堅持以《中間道路》政策尋求與中國政府通過和談解決西藏問題並為之作出努力的同時，正如之前一再申明的那樣，只要西藏問題沒有得到最終的解決，我們將會繼續致力於在國際社會推展西藏的自由運動。同時，我們也計劃致函中國政府，要求中國政府改正或停止這些錯誤的政策。

最近，第十六屆噶廈正式宣布推展《西藏問題志願遊說訴願活動》，我們呼籲世界各地以年輕人為主的所有藏人都要積極參與其中，基於西藏的歷史地位和國際法權益，以《中間道路》政策為依據，同心協力，竭盡所能地為徹底解決西藏問題、使西藏重獲自由而盡責盡力，這也是流亡藏人憲章賦予流亡藏人的重責大任，我們相信在自由國度生活的所有藏人都能夠主動地參與到這一活動中，這也是尊者達賴喇嘛一再強調的流亡藏人要做好境內同胞代言人的意義之所在。

今天藉此慶祝會，向援助藏人行政中央的印度和美國政府為主的世界各國政府，援藏團體，以及西藏人民的朋友們，一同表達最真誠的謝意！扎西德勒！

最後，祝願世界和平導師，尊者達賴喇嘛健康長壽！諸事如願得成就！願世界充滿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