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夫：五十年前，法拉奇採訪達賴喇嘛

這六十年的路，不是那麼容易走過來的。西藏難民和國際社會有很多見證了那些艱難歲月的人留下了回憶文字，達賴喇嘛在他的兩部自傳中也記載了流亡前後的經歷。今天，達賴喇嘛在各種場合所說的話，立即就會傳遍全世界。他的幽默，他的微笑，他的哈哈大笑，為全世界愛戴他的人們所津津樂道。但是，達賴喇嘛並不是六十年來一直有這樣的知名度。他在1959年抵達印度後，直到1973年才有機會訪問歐洲，第一次訪問美國則是流亡二十年後的1979年。流亡初期的達賴喇嘛在印度北方的山鎮達蘭薩拉默默地生活著。那時達賴喇嘛的精神狀態是怎樣的呢？對那些影響深遠的事件和人物，年輕時候的達賴喇嘛是怎麼看的？我們如今能夠看到的這方面資料極為稀少。

然而，有一位記者，在1968年遠赴印度，採訪了達賴喇嘛。那就是著名意大利記者奧里亞娜·法拉奇（1929-2006）。

法拉奇是一位有國際聲譽的著名戰地記者，十幾歲就加入二戰中的意大利反法西斯武裝，戰後開始記者生涯時還不到二十歲。她曾經採訪過很多國際要人，當之無愧地被譽為“世界第一女記者”。她的職業聲譽是從上世紀後期開始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才成為世界級的名人。 1968年，從西方世界到達蘭薩拉，路途遙遠，交通困難。法拉奇正當壯年，又有多年戰地記者的歷練，想來難不倒她。可是她為什麼會去採訪當時並非世界熱點的西藏流亡領袖呢？

法拉奇說：“讓我們來聽聽這位披著袈裟的年輕人說了什麼，喜馬拉雅山是這次採訪的背景。不管你是不是同意他說的話，他無疑是一個讓你讚歎的人物。這是秋天的早晨，他的花園裡到處是盛開的玫瑰，寺院里傳來長長的低音號角聲，招呼信眾去祈禱。他的嗓音卻像鈴聲一般，他有非常友好的笑聲。”

法拉奇的達賴喇嘛印象

法拉奇筆下的達賴喇嘛印像是我們今天很難得讀到的第一手生動描述。她說，達賴喇嘛是一個和很多人一樣的年輕人。 “給他穿上一條藍色牛仔褲和一件體恤衫，你就會以為他是一個耶魯大學學生，甚至會以為他是一個喊著反戰口號的嬉皮士。他沒有表現得僧人的神態，雖然身披袈裟。絳紅色袈裟裹著他的瘦高身材。按照傳統，他剃著光頭。他的面容沉靜，我幾乎可以說是難以揣測。但是在他的金絲眼鏡後面，他的褐色雙眼極其聰慧，極其歡快。他坐在一把木頭椅子上，就像坐在鑲嵌著寶石的王位上。”

法拉奇繼續解釋：“我們在達蘭薩拉的一棟簡單房子裡，那是康加拉地區的一個小鎮。周圍的綠色森林是喜馬拉雅山的一部分。在我們北邊是中國，再往東是蘇聯。風景和西藏相似，但我們是在印度。西藏就在那邊，在藍色冰川的另一邊，這位年輕人十年前被中國共產黨人追逐著，翻越而過，經歷了恥辱和失敗，病痛和飢餓。他是一個活佛，一個國王，是被整個民族愛戴的神童，他們在他面前彎腰鞠躬，以頭觸地。他是最後的達賴喇嘛，是一段正在死去而沒有復活希望的神話的最後篇章。我滿懷疑慮地聽他說話，非常震驚。”

法拉奇兩次用了這個詞：shocked（震驚）。

法拉奇說：“他沒有希望返回西藏，他被過去的時代持為囚徒，那個時代在無情地絞殺他。在他小小的天地裡，一切都和以往一樣：天天是同樣的儀式，同樣的傳統，同樣的服從神諭。可是，非常神奇的是，他又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同代人：摩登、自由派、和我們有同樣的問題、同樣的需求、犯同樣的錯誤。他夢想著摩天大樓，想要去月球；他把西藏的不幸比作捷克斯洛伐克的處境；他談論馬克思主義。他完全擺脫了一切神經衰弱，他毫無畏懼，他不受任何思想和趣味的奴役。是什麼帶給他這樣的改變？是什麼？那顯然不是因為他和毛澤東的會面，不是因為他們之間的歷史淵源。那也不是因為他曾兩次出席世界素食者大會。不是美國的雜誌和無線電廣播改變了他，因為他的英語相當有限。是不是因為他在布達拉宮裡經受的精神壓力，那種非常人能忍的習經，打開了他的頭腦使之能夠做出種種選擇？也許。但是我相信，真正的原因在於：每個重大歷史關頭在空中形成了那種不可名狀的東西，會像花粉一樣隨風而去。你永遠不知道風所攜帶的種子在何處落地，它甚至可能落在一個封閉社會的王宮裡，落在一個轉世靈童的頭上。”

達賴喇嘛談社會變革和共產主義

法拉奇的第一個問題就非常尖銳：“陛下，如果有什麼奇蹟，或不可知的政治動盪，使得您可以返回西藏並在那兒生活，就像今天一樣，您是不是同意去統治一個共產主義國家？”

達賴喇嘛回答：“這要順其自然。如果我去阻止事物發展的進程，那我將是一個什麼領袖？有人喜歡抽煙，有人不喜歡抽煙，我不喜歡抽煙並不意味著我要對抗那些喜歡的人。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下長大的藏人，我是不是因此而要否定他們？我一點不擔心西藏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只有在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時候才變得惡毒，就像中國的共產主義。所以，西藏的敵人是中國共產主義掩蓋著的中國帝國主義。中國始終想征服西藏。今天在中國和西藏之間發生的只是重複了歷史上一直在發生的事情。所以，我不是要挑起藏人反共產主義，而是要保持一種民族身份意識：提醒人們，他們可以是共產主義者，但是他們不能忘記他們是藏人，最重要的是，他們是藏人。 ”

法拉奇：陛下，我沒想到您會這樣回答。

達賴喇嘛：我只能這樣回答。我這個人屬於自己的時代，不是屬於過去的化石。我是一個愛好所有革命思想的人，我始終贊成革新。中國共產黨人製造了核武器，這是一件壞事。它要征服世界，這是一件壞事。它並沒有給民眾帶來利益，這是一件壞事。可是，儘管有所有這些壞事，它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即使是在西藏。要記住過去西藏不存在民主，或者說民主只存在於寺院系統內部，那就是一個男孩可以來自於任何社會階級卻達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別忘了我是農民的兒子。

法拉奇：陛下，您是一直給關在布達拉宮裡面的，您怎麼會知道這一切的？

達賴喇嘛：不管怎麼說，我了解這一切，因為我是一個聰明孩子，後來成為一個聰明的年輕人。每個達賴喇嘛都是在追求智慧中長大的，我很早就找到了我的智慧，用智慧來看待和理解世界。布達拉宮裡的佛堂和房間裡塞滿了無用的貴重物品，就像有錢人家的房子，我的人民卻在遭受收稅人的盤剝。我當然知道。我不需要中國人來干預了才知道要改革。即使在中國人突然襲擊我們之前，我就在展開一場社會革命。但那是一場好的革命，很適合西藏，適合我們的歷史和我們的宗教的革命，不是中國革命的廉價拷貝。對我們來說，中國人從來不是帶來革命思想的人，他們從來就是征服者，就是這麼簡單明了。我開始至關緊要的改革時，是十六歲。有整整九年時間，我向中國人爭取，試圖向他們解釋我們想照著我們的改革路子走，而不是北京的路子。但是對他們來說，“革命”只不過一個詞而已。他們想要讓我們變成中國的一塊殖民地，如此而已。我甚至向毛澤東解釋這些。我想他明白。但是他的將軍們並沒有興趣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他的將軍們感興趣的是控制。就是他們這種控制引發了1959年的反抗。這是一種民眾的反抗，不是資產階級的反抗。那就像一群被摀在毯子下面的昆蟲逃出來去叮摀住毯子的人。外界不知道這些，因為外界並不關心作為真實存在的西藏，他們把西藏看成某種童話仙境：它的寶藏，它的儀仗，它的達賴喇嘛。外界沒有認識到，今天，如果機會出現，共產黨統治下的西藏將起而反抗中國。那多少就像捷克斯洛伐克等東歐國家發生的事情一樣。

法拉奇：陛下，您對共產主義是怎麼看的？

達賴喇嘛：我得說，我發現它有點意思。我欣賞馬克思主義內在的負罪感，它想把不公正揭示出來的願望。為了要在你手上切一刀而治病，你的身體首先必須知道這一刀，否則，你怎麼會照顧傷口，幫助它痊癒？但是我必須說明，我也讚賞資本主義的很多方面。在很多國家，資本主義已經帶來了無可否認的經濟進步，並且已經採取了很多步驟來走向公平，你只要看看美國。還有，經濟中的競爭必須存在，而在共產主義之下本質上這是不可能的。事實是，今天用共產主義還是反共產主義，資本主義還是反資本主義來思考問題是沒用的。應該是思考一種解決方案，它能最好地適合特定經濟、特定歷史和文化條件下的人民。有些國家，比如美國，在那裡我相信共產主義是不可行的，無效的。

達賴喇嘛談毛澤東

法拉奇：陛下，您怎麼看毛澤東？

達賴喇嘛：在西藏被佔領後，我到中國去，和他談過幾次。他教給我很多東西。你必須理解，儘管我有早熟的智慧，我卻並不知道我的國家之外發生了什麼。外界新聞傳到拉薩很慢很少。我的經師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在它發生相當一段時間之後。他們是從一份老的印度報紙上知道的。當我打開世界地圖，我一點不知道我的手指點到的國家裡生活是什麼樣的。對我來說它們只是一些地理上的圖像：一個樹葉狀的國家，一個魚狀的國家，一個龍形的國家，等等。我一點不知道那些正在震撼他們、曾經造就他們的那些思想。我只能通過佛教來分辨對和錯，我仍然相信佛教是我理性推理的依據。通過和毛澤東的談話，我能夠將佛教和共產主義加以比較。現在，依我來看，佛教在意識形態上比共產主義更進一步。根據佛教和共產主義理論，物質現實決定了一切。但是物質現實又是怎麼來的？是神創造的？不，當然不是，是人創造的，是人的勞動創造的。到這一點為止，佛教和共產主義是一致的。但是過了這一點，佛教更進了一步。因為佛教解釋說人是通過心智而創造了現實，佛教也給出了心智存在的原因。這個原因就是起源說，也就是神的起源。毛澤東和我長時間地討論這個問題。事實是，當我達到我剛才給你說明的結論時，我們就開始爭吵起來，因為我說：是的，你是對的，這些都對，都正確，但是，人不是神，而神是存在的。而他說：不對，神不存在。

法拉奇：我能想像這些是很有趣的討論，陛下。有關毛澤東您還能告訴我們什麼？

達賴喇嘛：任何人會見過毛澤東就不可能會感到無動於衷。外表上我不知道怎麼來形容他：他總是穿著舊的鞋子，穿著其他人一樣的製服。他呼吸沉重，總是喘不過氣來；他不健康。除此之外，他還不停地抽煙，講話時也抽。一根接著一根，從頭抽到尾。他說話很慢，很平，字斟句酌。他從不說蠢話。他有一種傷感，經常有點古怪行為。有一次他突然來看我，告訴我說佛教是一種好的宗教；說佛陀雖然是一個王子，但是做了很多事來改善窮人。然後，他就像突然來到一樣，突然地走了。他對我始終溫和親切。例如，有一次他對我說宗教是大眾的鴉片，因為它妨礙進步。很快地他意識到這種說法傷害了我，他就拍拍我的肩膀，要我保重身體。

法拉奇：陛下，您是不是無法把他視為敵人？

達賴喇嘛：是的。作為一名佛教徒而言，我不能接受敵人這個詞。但是作為一名藏人來說……很可能今天的敵人仍然是明天的敵人。我因為毛澤東而遭受苦難，我的人民經受的苦難更為深重。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沒有能力忘記這一切。毛澤東既不精明也不圓滑。我告訴他，他的將軍們在西藏都乾了些什麼，他明白。也許他不能阻止他們。也許他自己也變了。我無法把我認識的毛澤東和今天的毛澤東視為同一個人。他一定是被某種瘋狂，某種病變所控制了。比如說，文化大革命。名字很好聽，但是毫無實質，這是一個老人的癡呆症。我沒法設想他在這種癡呆症之中。

達賴喇嘛看周恩來

法拉奇：陛下，您在中國還見過其他一些領袖人物。他們也對你有這樣的影響嗎？

達賴喇嘛：沒有，肯定沒有。比如說，我從不喜歡周恩來。他這個人太精明了。你可以從他的眼睛裡看出來，他的眼睛一直在動，一直在看，什麼都看在眼裡。他是非常聰明的人，但那是一種危險的聰明。赫魯曉夫要好一點。赫魯曉夫就像一頭巨大的豬。他的動作，他的呼吸，就像一頭豬。但那是一頭聰明的豬，禮貌而和氣。我相信我跟赫魯曉夫可以交朋友，但是不能跟周恩來交朋友。其他共產黨人中，我只見過一個人跟他一樣可憎：布爾加寧。正是因為像他那樣的人，使得我的中國之行如此困難。我到那裡去是去為西藏求情，為此我在那裡待了一年。在那一年裡我始終沒能和我想見的人說話。我想跟俄國人說說，